2017年，《德汉法律词典》在德国首发引发关注。编者周恒祥曾在国内大学任教，后作为洪堡学者赴德从事语言研究。在德期间，他曾在中德法治国家对话中担任翻译长达十四年。近日，他向中国网讲述了编纂词典背后的故事。

这是8月8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东克尔＆洪布洛特出版社举行的首发仪式上拍摄的《德汉法律词典》。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 摄

中国网：周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编写的《德汉法律词典》在德国出版。您是怎么想到要编写这样一部工具书的呢？

周恒祥：我是一名日耳曼学者，主要从事德语和德汉比较研究。1990年我作为洪堡学者来德从事研究工作。其间，我对法律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地积累相关的语言资料。不过，最终推动我编纂《德汉法律词典》的，还是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的启动。

       2000年6月30日，中德两国签署了《中德法律交流与合作协议》，建立了法治国家对话机制。在对话的框架内，两国通过专题研讨会、专家互访、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在法治建设、治理国政等方面进行交流。我作为德国联邦司法部（现为：联邦司法和消费者保护部）的特邀翻译参与了相关活动。十余年来，除为不同法律领域的活动进行口译外，我还互译了大量的中德法律条文和文献，摘录汉译了多部德国法典。

       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我意识到，译员迫切需要释义精确的专业工具书。但现状是：涉及法律的德汉词典犹如凤毛麟角，许多德文法律术语无典可查。另外,在普通的词典中，对术语解释往往疏于精准。如“Angeklagter”和“Beklagter”，前者指刑事诉讼中的被告，后者指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可某些词典把两者都简单地解释为“被告”，给人造成两者同义的错觉。

因此，在参与中德法治国家对话后不久，我便开始编纂《德汉法律词典》。

整个编纂工作花费了多长时间？

       到最终出版，前后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

       我记得出版前的那几年特别紧张，除正常工作外，我几乎都在忙着编词典。虽然我年逾花甲，却也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成了“熬夜族”，每天都要到工作到凌晨一、二点。平时脑子里装的全是词条，一旦有新的想法或灵感，便马上记下来，生怕被别的事情一耽搁就忘了。

       特别幸运的是，我赶上了当今信息时代，很多资料都可在网上查阅，比如德国的各种法律和法规，还有学术论文和报告，加上我自己办公室里各类词典比较齐全，因此省去了很多跑图书馆的麻烦，否则这部词典恐怕要更久才能问世了。

编者周恒祥为读者签名。

这本词典一共收录了21000多个词条和1000多个缩略语，您能否介绍一下是怎样收集这些词条的？是否有一个蓝本呢？

       我并没有依托某个蓝本，一方面没找到理想的德语单语法律词典，另一方面我希望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通过长期的工作，我也积累了相当的专业词汇，为编纂奠定了基础。

词汇的收集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几部德国法律的通篇翻译和审稿，包括《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刑法典》和《刑事程序和行政罚款程序管理规章》等，二是对二十余部德国法律的摘录翻译，如《民法典》、《公司法》、《劳动法》、《联邦律师法》、《书证公证法》、《家暴防护法》、《土地登记法》、《破产法》等；三是德文法律文献和文书的翻译，如法律宣传资料、起诉和判决书、各类合同等，我还翻译了整部《法律体例手册》，这是由德国联邦司法部编写的立法技术专著；另外，针对不同专题，我还查阅了1000余篇法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