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和他的新书《建筑门外谈》

中国网：您认为，优秀的译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

叶廷芳：一名成熟的译者，至少应该具备五个条件：

       第一，母语和外语都要过硬。外语好可以保证正确理解原文，这是翻译的前提。母语好才能使得译文更符合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有时还能取得“再创作”的价值。因此理想的翻译家应该同时是作家，像傅雷那样。第二，悟性要好。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三个铜子儿的戏剧》和《溺殇》这两个例子。以前的翻译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悟性好一些的话，就会找到更加精妙的、传神的译法。在遇到多义词、双关语或隐喻句的时候，可以避免一筹莫展或闹出笑话。莎士比亚的《The merry wifes of Windsor》一剧，有人译作《温莎的快乐女子们》，有人译作《温莎的浪漫妇女们》，都不算错。但朱生豪却以《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笔，与内容十分贴切、到位，令人深为佩服。这就是悟性的神力。因此我认为，翻译的水平拼到底是拼悟性！第三，知识要渊博。翻译的内容虽然一般可由自己选择，但它所涉及的知识面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如果译者知识面狭窄，就容易时时碰到“钉子”，有时还会发生张冠李戴现象，甚至把一个众所周知的人名译成谁都不认识的人。例如我读到过一本书，其中把布莱希特这位举世皆知的德国伟大戏剧家译为“布洛赫特”！你查遍辞书也查不出布洛赫特是谁。这样的译文岂不是坑人吗！相反，你知识丰富就会触类旁通，常常化险为夷。第四，要养成一定的研究习惯。特别是现代文学，我们面对的文本不仅仅是语言文字问题，它涉及作者所在的时代思潮、作者的哲学背景，他的表现方法和手段的美学范畴。如果你不掌握这些内容，就可能产生种种问题。比如卡夫卡的小说《Der Prozess》，许多人一开始都译《审判》。从字面看没有错。但你若知道卡夫卡的哲学前提是存在主义，知道存在主义者比如萨特认为现实是“粘兹”的，令人“恶心”的，你就会想到《Der Prozess》的另一个释义即“诉讼”――人生是一场没完没了的官司！而这一核心思想通过书中那则《在法的门前》的故事――一位农民在“法的门前”等了一辈子也未能进得法的大门――画龙点睛地揭示出来了！第五，善于接受和学习前人与他人的长处。翻译总体水平的提高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翻译家成功经验的积累而达到的。有的句子或段落别人有过绝妙的表达，不妨在你的译文中加以采用，加个注说明一下就是了，不必煞费苦心标新立异不可。有的前人译过的某些地名、人名，现在看来虽不太确切，但已经约定俗成了，你不必试图推翻它，否则你会徒劳的。比如拥有一项“世界遗产”的德国历史文化古城Heidelberg，通译为“海德堡”。但曾在那里留学5年的已故冯至先生对这个译名很有意见，曾在一个同行的会上生了气，要大家译为“海岱山”。的确，这是更为准确的译法。然而海德堡的译名再也改不过来了！同样，冯至先生想把德国欧洲名城慕尼黑（München）译为“明兴”的努力也未获成功。说明约定俗成的习惯势力高过权威的声音，谁拗不过的！

中国网：您翻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叶廷芳：1977年之前，我都是看别人的翻译，逐字逐句地对照学习。大约在1977或1978年，我和班上德语学得最好的同学张荣昌合译了一部德国历史小说，孚特希万格（Lion Feuchtwanger ）的《假尼禄》（Der falsche Nero）。我的汉语可能好一些，我们两个取长补短，共同完成了这部描写古罗马暴君尼禄手下“四人帮”覆灭过程的作品，作为我们进入翻译生涯的试笔，也作为我俩大学年代友谊的纪念。

中国网：您做过的最难的翻译是什么？

叶廷芳：最难的翻译应该是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Ein Hungerkünstler）。之前被译为《绝食艺术家》，我觉得“绝食”两个字带有抗议的意思，不是特别贴切。而且，主人公实际上只是一个饥饿为表演手段的无奈艺人，算不上艺术家，但他自己却认为艺术家，而且可以把他的表演艺术提高到“最高境界”。卡夫卡用Künstler显然是有用意的。为此，我请教了很多权威人士，最后决定还是直译为《饥饿艺术家》。“饥饿”是他的真实状态，“艺术家”是他自诩的，其中有一点讽刺的味道。这实际上是卡夫卡的自况：他一心要把他的写作艺术提升到“最高境界”，却让他的身体病入膏肓！写出了灵与肉的矛盾。他自己很珍惜这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