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您刚才提到柏林文学之家，这是一个怎样的机构？

韩瑞祥：像柏林文学之家这样的文学机构，几乎在每个德国的大城市里都有。他们是一种文学运营机构，有赞助单位，比如德国外交部、一些基金会、有关企业等。它们通过举办朗诵会、论坛、对话等文学活动，为年轻作家提供发展的可能性，也将他们的作品推向市场。德国很多作家就是在文学之家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比如《卡尔腾堡》和《阳光下的日子》的作者。相关基金会向他们提供工作奖学金，他们可以在柏林文学之家专心创作，还会得到文学大师和批评家的指点，也通过朗诵会等活动和读者交流。他们都认为，柏林文学之家的经历对他们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相比之下，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机构，年轻的作家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此外，柏林文学之家也为翻译提供奖学金。比如，我在翻译《卡尔腾堡》的时候，就获得了博世基金会的工作奖学金，不仅有机会和作者直接交流，还实地参观了作品故事的发生地点。这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除了文学之家之外，德国有很多官方、半官方以及民间的机构致力于促进德国文学的发展和传播。在向国外推广德国文化方面，德国的渠道是非常多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熟知的歌德学院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我和同济大学的德国外教，汉学家Marc Hermann一起主持的“翻译作坊”就是歌德学院为其资助的翻译项目开办的。

中国网：目前，中国文学在德国的接受情况怎样？

韩瑞祥：相比中国对德国文学的开放态度，德国对中国文学的接受还存在较大的偏见和局限性。2010年，我应邀参加了由德国外交部在柏林举办的“德中文学论坛”。我和浙大的范捷平教授代表中方与德方4个文学批评家、学者和汉学家进行了对话。当时，双方的争论非常激烈，给我的感触也很深。我们觉得，因为有《红高粱》和《活着》等译本在德国的流传，在德国人眼里，只有莫言和余华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他们甚至把一些不入流的中国作家与之相提并论。对此，我们进行了严厉的反驳。因为德国很多读者始终把中国当代文学中所表现的最原始、最愚昧、最残酷的东西看成中国形象的根本。德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依然没有超越政治分歧和意识形态，也没有放弃他们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因此，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是比较片面的。

中国网：目前，政府大力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您认为中国文化的海外推广有哪些问题？

韩瑞祥：政府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支持力度非常大，项目和拨款都不少，但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缺少具体实施这个战略计划的人才。我觉得，有些事情单靠我们自己也是难以实现的。比如说，我一直想把贾平凹的作品介绍到德国去，但是在德国却找不到合适的合作对象，因为中国的文学作品要介绍到国外去，没有外国人的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贾平凹的作品地方特色明显，很多陕西方言而且乡土气息浓厚。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作品的张力却很大，完全超越了地域的界限。他的这种特点在中国是优势，但是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却是很大的弱点，因为对译者的要求非常之高。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有相同的问题。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在立足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必须寻求持续的国际合作。

人物介绍：

        韩瑞祥，陕西礼泉人，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1975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留校任教。后来分别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获得硕士（1982年）和博士学位（1987年）。1997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留校工作。

        主要从事德语文学教学和研究，研究重点是现当代奥地利文学。先后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5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外国文学研究》全文收录），文学名著译作14部（《雪地三游客》、《迪伦马特喜剧选》、《失踪的人》、《审判》、《当叔本华滑倒的时候……》、《卡尔腾堡》、《黑暗船》、《施尼茨勒读本》、《阳光下的日子》、《上海，远在何方？》、《去往第九王国》等），并主编文学名著丛书4套（《卡夫卡小说全集》、《巴赫曼文集》、《汉德克文集》和《施尼茨勒文集》）。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子项目“20世纪奥地利文学史”，主持和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维也纳现代派”。专著《20世纪奥地利瑞士文学史》获得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00年）。译著《上海，远在何方？》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目前承担着2个项目（其中与奥地利教育部合作研究项目1项，与德国外交部和柏林文学之家合作文学翻译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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